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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撲火飛蛾](Fireproof Moth)讀後感(上)

作者:張秀雄 (2013-1-7)

(一)前言:

自二次戰後中國國民黨政府從日本手中接收台灣，台灣發生了兩件震驚世界，影響台灣人極力想脫離中華民國統治，追求獨立的事件。

首先是「228事件」所引發的中國國民黨政府殘殺台灣人菁英和往後長年的白色恐怖。

第二件事件就是於1964年台灣大學政治系主任彭明敏教授和他的學生謝聰敏、魏廷朝三人共同起草一份《台灣自救運動宣言》，揭發蔣政權「反攻大陸」是絕對不可能的神話，並要求制定新憲法，建立責任政府，保障基本人權，實現真正民主，並以新國家身份加入聯合國。三人於1964年被捕。1965年2月三人被正式起訴，彭明敏被判八年有期徒刑；但是由於國際特赦組織等國際團體的奧援及美國方面的施壓，迫使蔣介石特赦彭明敏，但是隨後彭明敏的生活便受到特務的監控。並於1970年在重重特務的監視下神奇逃離臺灣、經香港抵達瑞典，在海外流亡了二十餘年。

彭明敏如何在戒備森嚴、重重特務的監視下神奇逃離臺灣? 即使彭明敏在1992年返台，他為保護相關人員，從未談論此事。這一直是個謎，不止台灣執政當局、黨外人士想知道，連中國共產黨和美國政府都想知道，只是不得其門而入。

「毛澤東、蔣介石、周恩來和尼克森這幾個人，當時都超想知道彭明敏是怎麼脫逃的，但是直到他們住進墳墓，都還無人知道真相。」(P.26)

「撲火飛蛾」(Fireproof Moth, a Missionary in Taiwan’s White Terror) 這本2011年2月在美國首版的書，就是作者: 唐培禮(Milo Thomberry) 的回憶錄，記錄當年他以一名美國傳教士，親歷的台灣白色恐怖。這本書也記錄他如何協助安排彭明敏的 逃離臺灣，揭開彭明敏如何神奇逃離臺灣的謎。

(二)衛理公會和蔣政權:

唐培禮的外祖父12歲就自德國移民到美國，在德州南部的宣教會(Evangelical Church)當過牧師。宣教會後來經過合併成為組織、勢力龐大的衛理公會(The United Methodist Church)。

小時候不想上教堂的唐培禮，受母親的影響，走進教堂，在教會長大，七歲時就決定加入教會。後來受到上帝的感招，成為衛理公會的宣教師，並當上牧師。

當唐培禮在達拉斯南方衛理公會大學(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, SMU)的柏金斯神學院(Perkins School of Theology)時，受到倫理學教授的教誨，參與1960年秋的總統競選活動，選擇支持甘迺迪(vs尼克森) 。聽了金恩博士(Dr. Martin Luther King Jr.)1960年在達拉斯的演講後，唐培禮開始參與反對種族隔離的民權運動，並發起抗議該校(SMU)柯比大樓(Kirby Hall)庫比家(Kuby’s)餐廳的「入座運動」(Sit-in movement)示威活動。抗議該餐廳不為黑人提供服務。這時距離1964民權法案，認定種族隔離非法還有三年。      

當他讀到金恩博士在伯明罕監獄裡寫的信，答復那些發表聲明，批評非暴力示威活動「既不明智」又「不合時宜」的全市牧師時，唐培禮的內心的愧疚更深切，難以平撫。那些更在意

「秩序」而非「公義」的溫和派白人；他們寧要一個沒有緊張對峙的消極性和平，而不要一個有公義的積極性和平；他們以家父長性格威權性地相信，自己可以替別人的自由設定時間表；總是要黑人繼續等待「比較恰當的時機」。

早在1929年，衛理公會宣教部負責人就用「基督教統治中國」這樣的口號為國民黨歡呼。衛理公會宣教雜誌<世界瞭望>(World Outlook) ，封面上就是蔣夫人和蔣委員長的照片。宋美齡的父親是衛理公會的牧師，蔣宋美齡也是衛理公會的信徒，她還影響蔣介石由佛教徒變成基督教徒。1949年國民黨的蔣政權被共產黨擊敗，撤退到台灣，衛理公會也跟著來台傳教。

唐培禮夫人秋詩(Judith)想到靠近中國的地方去，因此唐培禮開始研讀有關中國的書。白修德(Theodore H. White)和安娜麗.賈柯貝(Annalee Jacoby)合著的<中國的驚雷>(Thunder out of China) ，挑戰他對中國的看法。這本因為批評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的書，曾經被美國國務院阻止出版。書中擲地有聲地說明國民黨輸掉大陸是因為貪腐無能，而不是共產黨聲勢強大。這本書在1946年出版，早於國民黨政府大潰敗來台的1949年，但是作者早就看清楚中國內戰的結果，並在書的序言寫下:

在亞洲，有十億人民對世界現狀不滿。他們飽受綑綁，一心只想脫困….不到一千年前，歐洲也是同樣的狀況，接著歐洲人民憤而起義….亞洲人民現在就在經歷同樣的過程。

有句名言說: 任何執政集團最後的敗因必然是剝削、壓迫和管理失當。<中國的驚雷>書中清晰地描述上海民眾見證國民黨的貪腐和無能，人民如何由支持、擁戴轉變為失望、唾棄、背離。

經<中國的驚雷>一書的揭露，多數美國人開始認清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的專制、貪腐和無能。但是<時代>雜誌仍然堅持友蔣，並主導全美國對中國的觀點，愚弄美國人的看法，包括唐培禮。美國的國務院也抬舉在台灣的國民黨政府為「自由中國」。衛理公會也因宋美齡的影響而依樣畫葫蘆。

1965年春，在波士頓大學(Boston University)完成宣教及世界宗教神學博士學位，唐培禮和太太秋詩準備到台灣的宣教兼傳授神學的派任。除了加強語言訓練外，他也增加閱讀有關台灣政治的書籍，包括葛超智(George Kerr)當時剛出版的<被出賣的台灣>(Formosa Betrayed)和馬克.曼可(Mark Mancall)的<今日福爾摩沙>(Formosa Today)。這兩本書都證實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，跟過去在大陸的時候，一樣殘忍和腐敗。

唐培禮來台前從他的前輩中學到: 到台灣後，不要隨便和那些人分享彼此的看法，例如，衛理公會的外省人。喬.馬修(Joe Mathews)教授主張對社會和政治都要認真看待，並且鼓勵準傳教士在服事的第一年就去認識教會外頭的人。認識這些人，和他們建立關係，才能讓你在當地有所作為。

(三)台灣白色恐怖初體驗:

(蔣政權的高壓統治)

唐培禮和懷孕的太太秋詩於1965年底飛抵台北，剛到沒幾天就被台北街頭歡迎1966新年的鞭炮聲驚嚇。安頓不久，他們的阿嬤淑卿被叫去警察局盤問有關他們夫婦的事，時間長達一個多小時。他在下一次的宣教師會議上報告此事，並提問: 「這是這裡的標準程序嗎?」沒人回答Yes or No。一個資深宣教師回應說: 「我們不討論這種事。我們是這個國家的客人，客人不會參與政治，冒犯主人。」他又加一句: 「一個人就可能危害我們整個宣教任務。」

唐培禮發現自己的國家和教會都支持執政當局之下，他開始看到這當中問題並不簡單，跟他原先想像的大相逕庭。台灣的衛理公會幾乎是完全由1949年跟隨國民黨政府來台的中國人所組成，他們並沒有認真吸引台灣人加入，衛理公會各個教會的高層人員，全跟國民黨關係良好。由於台灣的衛理公會和蔣家及國民黨關係很深，衛理公會宣教師對此特別敏感。當然，也有些宣教師則有窒息感。唐培禮就是其中之一。

唐培禮的主要時間在北部的神學院(在陽明山)教書，同時也在台南神學院兼差，因此他有時間、機會接觸並參與神學以外的活動。內心充滿正義感的唐培禮夫婦，從前輩宣教師的經驗分享中認知: 要真正深入瞭解當時自己身處的台灣社會真像，除了閱聽官方公布的資料和媒體報導之外，要努力認識社會各階層，包括那些反對國民黨箝制的台灣人。透過一位已經在台灣服事十幾年，說一口比台灣人還流利的台語的台灣長老教會助理總幹事唐.威爾遜(Don Wilson)的介紹，唐培禮夫婦認識了當時剛被減刑釋放出獄的彭明敏教授。

彭明敏教授因挑戰蔣介石政權的合法性，在1964年和他以前的學生謝聰敏和魏廷朝共同印製一份<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>(Manifesto for Formosa Self-Salvation)，尚未發送就被補入獄，分別被判刑八年和十年。因為彭明敏教授是國際學界極著名的學者，國民黨政權怕被國際恥笑不民主、無言論自由，不符合「自由中國」形象，因此減刑釋放，但是受國民黨情治單位二十四小時嚴密監視，形同軟禁(House arrest) 。

就在唐.威爾遜安排下，唐培禮夫婦到彭宅拜訪彭明敏教授，第一次見面，交談一晚，唐培禮就景仰彭明敏教授如<良相佐國>(Man for All Seasons)中那位有意識且信念堅定的湯瑪士.莫爾爵士(Sir Thomas Moore) 。告辭唐.威爾遜和彭明敏教授，唐培禮夫婦搭上一部計程車準備回濟南路的家。他馬上發現原來徘徊在彭宅附近的情治人員跳上一部軍用吉普車，尾隨跟蹤他們。他緊張得叫計程車司機開往西門町繞圈子，確定甩掉吉普車的跟監才回家。回到家裡，雖然很疲勞，但因緊張而睡不安穩。這讓他為了解台灣的政治現實，確確實實地上了第一課。

(四)教育美國人了解台灣的政治真相:

(特務無所不在的白色恐怖)

那次被跟蹤的經驗確實嚇到了唐培禮夫婦，但他們並沒被嚇退。往後四年間，他們設法躲過秘密警察和安全機構的監視和彭明敏更密切互訪，彭教授成為他們家的常客。他們甚至幫忙彭教授建立一個溝通網路，把志同道合的台灣人聯繫在一起。

唐培禮告訴彭教授:「如果有些事我們來做，結果會被驅逐出境，但由台灣人做就會出人命的，我們願意幫忙。」

我們必須選邊站。中立就是幫助壓迫者，而非幫助受害者。沉默只會鼓舞折磨他人者，而非受折磨者。 -埃利.維瑟爾(1928)

這個哲理深植唐培禮的內心。雖然衛理公會宣教師團常警告宣教師不應該「涉入政治」，但是唐培禮認為他們對蔣介石和蔣夫人如此扣頭，其實就已經涉入政治了。衛理公會決定對台灣發生的事情視而不見，為的是自身在台灣的地位，既阿諛國民黨政權，又奉承美國政府。唐培禮為自己身為衛理公會宣教師團的一員感到很汗顏。

這樣討好國民黨政權的情形不僅發生在宣教圈內，連美國大學研究生在研究台灣時，也大都對當時台灣的政治情勢漠不關心。要到台灣留學的研究生，出國前，總會被警告勿介入政治，才能順利完成學業，也不會影響母校學弟妹來台灣學習研究的機會。聽說哈佛大學知名的中國研究學者費正清(John King Fairbanks)總是特別強調這一點。

美國國務院見證毛澤東發起的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破壞，更加對共產黨的恐懼，因此寧肯扶植被很多美國官員批評為貪腐的國民黨政府，甚至於曾被杜魯門總統說成「全家都是賊」的蔣介石政權。在韓戰、越戰陸續爆發後，台灣的地理位置更受美國重視。為圍堵共產黨中國，美國國務院閉一隻眼，放任、無視蔣政權在台灣的專制，繼續介入支持國民黨政府。

中國國民黨也花大量金錢(人民的血汗錢)在海外推銷「中華民國」是自由、民主的中國，對民主世界的重要性。在這樣的氛圍下，外界不容易了解台灣的政治真相。良心告訴唐培禮和秋詩夫婦，他們不能裝做什麼都沒看到，什麼都不做。於是他們開始提供給來台的外國人正確資訊。1965年前美國駐台外交副領事葛超智所著的<被出賣的台灣>一書的出版，讓許多美國人初窺228事件的恐怖。唐培禮夫婦和少數美國朋友，暗中提供給來台的外國人正確資訊，讓那些外國人知道，當時的台灣，既不「自由」，也不「中國」。

台灣的政治真相漸漸傳回美國，當時為<紐約時報>撰稿寫報導，深受信賴又得過普立茲獎(Pulitzer prize)的專欄作家，哈佛大學碩士的包德甫(Fox Butterfield) 來台曾訪問唐培禮夫婦。回美後寫出一篇有關台灣的翔實報導，文中他提到: 我們應該捫心自問的是，美國政府在台灣扮演什麼樣的角色?雖然國務院官員總是平淡地說，他們無意干涉「中國內政」，包德甫指出，美國支持蔣氏政權，其實就是一種干預。包德甫還引述某雜誌主編的話:

基本上美國實在很虛偽。你們在蔣介石自己快倒台的時候把他撐住，但又說，對於如何改善政治情勢無力可施。難道你們已經都不在乎民主了嗎?

為了安全和方便起見，唐培禮他們給彭明敏教授取了一個英文名字「彼得」(Peter) 、魏廷朝叫「馬修」(Mathew)、謝聰敏叫「東尼」(Tony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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