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個子對小個子說 " 把牌子拿下來，否則我揍你"

小個子手上的牌子寫著: " 禁止辦公場所霸凌。"

瑞循學長在美國經商生活超過了四分之一世紀，對美國的社會、政治有深入的觀察與了解。我認為美國社會不是十全十美，但稱得上是講究公平、正義，能反省的社會。以下是瑞循學長的觀察，尤其是在選舉募款方面。

公平社會在美國

By 黃瑞循

一九八四年我初到美國，租好房子後，第一個就要申請電話。當時是 AT&T 控制紐約的市話，需向 AT&T 申請。初到美國，我在美國完全沒有信用紀錄，因此，AT&T 要求我付一百美元保證金。那時候在台灣申請電話，電信局要一萬六千元台幣的保證金，當時以四十元台幣換算一元美金，就是要四百美金，所以我覺得 AT&T 保證金很便宜，便很爽快的付掉了。

一年後，我收到 AT&T 一張支票，金額是一百零一元加上零頭，其中一百元是保證金退回，因為在這一年中，我按時繳電話費，信用紀錄很好，所以退回保證金；而這一元及零頭則是這一百元的一年利息。

這個申裝電話保證金加利息退回，是我到美國後受到的第一個「文化衝擊」（Culture Shock），頓時讓我了解到美國實在是一個公平的社會，保證金只是保證性質，當我的信用記錄足以保證日後會按實付電話費時，保證金已變得沒必要，必須退回。同時，這保證金雖然是在 AT&T 手中，但還是我的錢，因此，這一年間產生的利息也應該是我的，AT&T 的作法是公平社會應有的作法。

多年前我在台灣時，電信局保證金沒聽過一年後有退還給電話用戶的，電信局坐擁這龐大資金，像是向消費者長期的無息借款，弱勢的消費者習以為常，根本不會想到這是不公平的規則，所以，我在美國的保證金只保證一年就連本帶息的退回，才會給我很大震撼。

公平正義常常連在一起，公平尤其重要，沒有公平，就沒有正義；而且，正義是抽象的，往往可以由強者定義什麼是正義，但公平卻十分具體，每一個人都可感覺出來是否公平。只是弱勢者對於不公平的事，只能忍氣吞聲，時間久了，積非成是，變成理所當然了。

台灣民間兩人分產，為求公平起見，會由甲把財產分成兩份，然後由乙先挑選，因為分產者讓對手先挑，所以他必須力求公平。如果台灣的政府機構、公營事業、立法人員有這種公平的想法，他們擬定的規則與立出來的法律，應該會公平一些。

再看選舉，選民對參選人的政治捐獻，如果沒有公平的規範，不但會造成億萬富翁或財團以政治捐獻來控制當選人，也容易造成選舉不公平。

紐約目前正在舉行市府級的公職人員選舉，包括市長、區長、主計長、檢察長（紐約州稱之為「公益維護人」，真是好名稱）、市議員都在本年九月十五日初選、十一月三日大選。華人社區有許多人參選，也引起社區選民的關切。初選是選出各政黨的候選人，因此，選舉人名冊上有註明選舉人黨籍；大選則為各政黨候選人對決，選出當選人。初選與大選都是由政府出面公辦。參選人競選經費來源主要是募款，然後是配合募款金額的政府補助金（Public Fund）。根據「競選財務法」，紐約市的競選經費，參選人募到多少資金，依法政府就從 Public Fund中等額補助，例如某候選人募到 $500，政府就補助 $500, 所以該候選人實得的競選經費為 $1,000。

參選人募款時必須讓所有捐款人填寫「捐款單」，捐款單上清楚的寫著：

「競選財務法」規定捐款人必須填寫下列資料：包括姓名、地址、住家與公司電話、電子郵件、傳真、職業、雇主、公司地址。並有嚴正聲明：

「我了解州法要求政治捐獻是以我的名字與我自己的資金提供。我特此聲明這是我個人的資金，不會得到任何補償，而且也不是貸款。此外，當使用信用卡捐獻時：我特此聲明這是我個人的信用卡號，由我自己付款，供我自己使用，並無關任何公司或商業」。

捐款人必須在這聲明下親自簽名、寫上日期，表示清楚這個規定。捐款單還明白顯示兩條法律規定的條文：

「每人最高捐獻金額為 $2,750」

這是目前市議員選舉政治捐獻的最高額度，不同職務的選舉，有不同的最高額度，收受捐獻超過額度的政治捐款，參選人就是違法。希拉蕊與歐巴馬爭取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時，加州就有一位華裔以「有中國特色的捐款」集資方式做政治捐獻，希拉蕊競選總部得知，立刻將捐款退回。

「企業捐獻是不允許的。捐獻金額不能抵稅。州法禁止以他人名義捐款或把貸款當作捐款。」

此外，在紐約市的選舉，如果你的企業跟紐約市政府有生意關係（市政府有資料庫可查），你必須填 Doing Business Contributor Form 跟紐約市政府有生意往來的捐款人表格，詳陳與市政府的生意關係，而且，根據「競選財務法」，你對競選市議員的捐獻不得超過 $250，對競選區長的捐獻不得超過 $320，對市長、主計長、檢察長的捐獻不得超過 $400，不但可捐獻的金額更少，而且政府的 Public Fund 也不能相對補助。

從上面的嚴格規定，很明顯的，是防止政府公職被財團操控與官商勾結，縱使你是億萬富翁、跨國財團，你對某參選人的捐款跟大家一樣被限制在一般選民都能負擔的「小額捐款」，所以，選舉人無論是有錢沒錢，一律平等，這才是公平的選舉。

目前台灣的情形往往是坐擁巨資的政黨，對付一窮二白的對手，它可以綁樁、買斷所有媒體對選民洗腦；企業財團可以公然政治捐獻以獲取政治利益，這種選舉制度對其他候選人或一般選民不公平，也失去民主的真實意義。

對美國選民來說，最不可思議的就是所謂「買票」賄選這個從中華民國開國以來由「賄選祖師爺」曹錕建立的「候選人拿錢給選舉人」的傳統。美國的選舉，不但候選人不需要拿錢給選民；反而是選民要拿錢給所支持的候選人，如果政黨有巨額的黨產，黨工最容易做的事情就是灑錢向選民買票。也因為這種「金錢流向」正好相反，台灣與美國的選民對於當選人的期待與監督截然不同。

賄選祖師爺 -- 曹錕

紐約州選舉募款只能「小額」、「私人」捐獻，且「不能抵稅」（美國有些州可以抵稅，但抵稅金額很少，據說俄勒崗州某項選舉抵稅金額最高五十元美金），因此募款越多，表示越獲得選民實際行動的支持。從另外一層意義來說，美國的選舉經三次嚴厲的考驗：兩次是由政府辦的「初選（Primary）」與「大選（General Election）」，加上一次各選舉人因政見受選民支持，以及選舉人本身的誠實、組織能力與自身努力、以及根據「競選財務法」而獲得「政治捐獻」的多寡，因為都是「小額捐款」，獲得捐款越多，表示支持面越大；這三種嚴格限制的考驗，其目的就是在選舉制度上，無論貧富而尋求公平，讓窮候選人也可能因政見與誠實以及領袖特質而當選。

紐約市的選舉，投票站早上六點就開始投票，直到晚上九點結束，長達十五小時的投票時間，目的也希望上班打工的選民都有時間去投票，其實也是制度上公平的設計。

當然，有傳統專制文化的政黨或國家，要從事大幅改革，必須先擁有絕對權利，例如劉少奇、趙紫陽、胡耀邦都有心改革，卻都因未擁有絕對權利，遭遇到既得利益派的反撲而失敗，到鄧小平三下三上之後擁有絕對權力，才「改革開放」成功。如一手掌握黨、政、軍，又握有絕對的立法權，真有心改革，應該相對容易，鄧小平徹底改變了中國就是例子；如果僅虛晃一招，只說明對於所謂「改革」，不是「無心」就是「無能」，既得利益者仍想利用這不公平獲取私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