julie & frank 的部落格

最近因為陳前總統被羈押的情形，一些法學上的重要觀念如: 無罪推定、羈押、 審理期間相關當事人的人權、自由心證等， 在報章雜誌多方報導與討論， 一般平民百姓才得以稍有了解。我們的法官權力很大， 難免讓我們憂慮法官如果無法保持中立、公正性，司法的不公、不義將帶來社會的不安。也許我們應該引進陪審制度 (日本已要實施)，由平民百姓充當陪審員，更能伸張正義。

西方陪審制度最早起源於古希臘的城邦國家。 後來英國在17至 19世紀把陪審制度發揚光大，傳遍全世界。 美國民主制度的發展也與其陪審制度的演進息息相關。這行之已數百年的陪審制度有著民主的內涵: 法律案件的有罪或無罪是由一群具有代表性的平民百姓陪審員(democratic representation)， 透過辯論(democratic deliberation)，依他們的常識判斷 (the common sense judgement of a group of layman)，達成共識，來決定。

瑞循學長在美國有過被徵召擔任陪審員、被遴選的經驗， 相當難得。 大家一起來分享他的經驗吧….

紐約陪審記

By 黃瑞循

當陪審員（Juror）是美國公民除了納稅義務以外最重要的義務之一，沒有人可以免役。住在紐約市的美國公民，大約每六年就會接到一次服 Jury Duty（陪審團陪審義務）的 Summons（傳票）。如果接到傳票，有正當理由無法於指定時間履行陪審義務，可以申請延期（Postpone）服役一次，但過一段時間，又會接到一張 “Must Serve” 的傳票。

美國沒有戶籍制度，法院如何把傳票寄給當地公民呢？原來是透過種種途徑，例如Utility Bills（水電瓦斯帳單）、選舉人名冊、信用卡、汽車監理所（DMV -- Department of Motor Vehicle）的汽車駕駛人與車籍資料 … 等等，找到以「郡」 County 為單位居住在當地的公民。法院的 Jury Service 會先寄一張調查表，調查一下這個人是否仍是住在當地的美國公民，如果已搬離當地住所，則這個人需要在新的居住地盡陪審義務；如果只有居留權（綠卡），則不符合服 Jury Duty的條件，會被剔除；如有曾犯重罪（felony），即使是公民，也不能當陪審員。

我去年曾接到一張傳票，當時正在台北，為了陪審，特別趕回紐約，實在不划算，所以就用掛號快遞把傳票正本寄回，以出差在國外的理由，要求延期服役。今年二月我回到紐約，該來的總會來(Murphy’s Law: If anything can go wrong, it will.），我果然再接到 “Must Serve” 的傳票。

在美國，我曾兩次服 Jury Duty 的義務，不過兩次都是在第一天篩選陪審團 Jury Selection 時即被刷下來。這次則連續到法院四天，兩次被列為「候選」，最後一天沒有被兩造律師青睞，未進入陪審團，同行的一位台裔美國公民則「幸運的」被選上，決定被告是否有罪（Guilty）。

被選為陪審員，是否算「幸運」，要看個人情形而定，有自己的事業或工作忙碌的人，都不會想去當陪審員，英語不佳的華裔公民，通常都怕當陪審員；但有些人，尤其是退休的人則樂意當，因為除了親臨故事的發展，決定被告的命運以外， 還有錢可拿。服 Jury Duty 的人， 無論最後有沒有被選為陪審員，除了服務的公司行號仍繼續支薪的人以外， 現在都可以拿到每天四十五美金的服務費。 那位台美人是一家大的裝潢公司的老闆，但他抱著學習的心情來，能夠被選入陪審團，也很高興。

在等待候選的期間， 法院會發給一份 “Serving On A Jury” 給我們閱讀，使大家了解美國公民陪審制度的運作。我過去對陪審制度的了解，是美國黑人足球明星 O.J. Simpson 的「殺妻案」，攻防兩方大費陣仗，連著名的犯罪鑑定專 家李昌鈺 博士都被請出來了，前後審了一年，陪審員還多次替換，而且也被隔離，耗年耗月。最後，即使在全美民調都認為 O.J. Simpson 有殺妻的情形下，陪審團裁決無罪（Not Guilty），當庭釋放。所以，我心裡總是想，如果被選入陪審團，不知要耗時多久， 能免則免。後來才知道，通常情形下，民事陪審大約三到五天、刑事也是五到十天時間，即可裁決。

Jury Duty 的傳票，規定被傳喚的公民必須在指定的時間打指定的電話號碼到 Jury Service，按傳票上的編號，聽候電話錄音指示報到時間、地點。這個每天錄製的電話錄音非常清晰， 說明也很清楚，可以讓人覺得是費一番心思錄製的。如第一天沒被指定去報到，第二天還要繼續打電話，直到聽到指定的報到時間與地點為止。電話錄音也警告公民，如果不去報到，會以「藐視法庭」罪追訴。

我被指定到紐約市皇后郡的刑事法庭報到。 黑鴉鴉的一大堆人擠在門前等候安檢。美國要嚴格安檢的不只是入境的機場，所有政府機構，除了檢查攜帶的包包外，也都會用金屬探測器搜身檢查。九一一事件真是徹底改變了美國人的生活，記得一九九二年我常搭往返紐約波士頓的Shuttle到波士頓，匆匆衝到飛機裡坐下來，才由 空中 小姐推著刷卡機讓乘客刷卡買票，此種美景不再矣。

進入Jury Service寬敞的的候傳室，數百人聚在一起等候，法警一一點名。這些人除了少數因審案的需要被叫到以外，只能整日在室內等候，幸好候傳室內有書籍、電視以及電腦設備，我們也可以帶書與個人電腦進去，但大多數人只是坐著乾等。這個時候，如果你有事無法在當天當陪審員，還可在現場請假。

在候傳室仔細閱讀 “Serving On A Jury”，總算對美國的陪審制度有進一步了解。Jury Service 把我們這些人傳來後，首先就是在我們這些人之中遴選陪審團的陪審員，原則上是先用抽籤方式，從候傳室先叫出約三十人，到法庭去。

在法庭上，法官先要大家舉手宣誓誠實回答任何問題，然後給大家一張問卷，填好姓名住址與一些簡單問題。法官再詳細說明審判過程、陪審團的義務、法律客觀公平與「無罪推定」的概念，並詢問大家是否認識當事人或與其律師有某種關係，然後依據填好的問卷，一一詢問候選人。此時，原告與被告兩造律師會仔細聽與紀錄。如果候選人有些話不願在大眾前說明，可以走到法官前面，此時法官也會召集兩造律師前來，讓候選人向法官與律師小聲陳述。我就因當時有許多黑人在場，走到法官前面陳述多年前兒子曾在曼哈頓被黑人搶的事。

這種程序，有一個原為法文的法律名詞 “Voir Dire”，其目的在讓兩造律師遴選出最利於他們的陪審員。法官也可因發覺某人有偏見，當場解除候選人的陪審義務。

然後兩造律師分別對著這些未來可能的陪審員，開始發表演講「教育」他們，企圖影響他們的思路與未來的裁判。我被召兩次，其中一個案子是兩位黑人被警察逮到「販毒」，控方律師（類似台灣的檢察官）先講，主要是義正辭嚴的指犯罪對人民的危害，必須繩之以法，也「教育」候選人為什麼這種行為違法，被告律師如聽到控方律師發言不當，可以抗議，法官會當場裁決，如法官也裁定發言不當，控方律師會立刻轉移話題再繼續「教育」。被告律師發言時則大談「警察有好警察與壞警察」、「大麻是否為毒品」… 等等企圖影響這些未來陪審員的思路。控方律師如認為其發言不當，也可以立即抗議。我當時聽兩造律師的發言，覺得控方律師比較嫩，發言也不犀利，但被告律師都是老鳥，拿人錢財、替人消災，所以發言針針見血。

除了正式審判時兩造律師的相互攻防、交互對雙方當事人的「套話」，以便影響陪審團的裁決外，在遴選陪審員時，法官的發言與兩造律師的「教育」，實在是提高人民法律知識與見解最好的地方。實施陪審制度下的美國公民，經過這種長期的法律教育，法律知識與見解普遍比台灣公民高，有關「無罪推定」、「羈押」、「自由心證」… 等等的概念，不會隨著電視名嘴而走，法官甚至警察等執法人員，也因為公民法律水準的普遍提高，而在執法時特別小心，這實在是陪審制度除公平審判以外最大的好處。

兩造律師在對候選人發表完他們的法律見解之後，法官宣佈休息十分鐘，候選人走到外面去，等到再進入法庭時，兩造律師已協調好陪審團的陪審員名單。

通常刑事罪犯審判需要十二名陪審員，外加六名預備員；民事與輕罪的刑事則只要六位陪審員外加四位預備員。在正式審判進行時，陪審員與預備員都要參與，以便萬一有陪審員不適任時，由預備員遞補。像 O.J. Simpson案，光是審判前的遴選與審判進行中，陪審員換來換去，就耗費不少時間。

我參加那場陪審員遴選，因為當事人是黑人，我也表示吃過黑人的虧，當然被告律師不會選我當陪審員，所以在最後關頭被刷下來。

根據Serving On A Jury，審判進行時，兩造律師在陪審團前面，經過冗長的攻防，提供證據，最後都有一個 Closing Arguments 要求陪審團給他們的當事人有利的裁決，即有罪還是無罪。這時，法官還會做一個 Jury Instructions 解釋本案有關法律以及陪審員應該考慮的要點。然後，陪審員就進入一個密室做「審議」Deliberations討論他們的觀點，做成陪審團的Verdict（裁決）。

刑事案的Verdict必須全體陪審員一致同意，但民事案則只要六分之五陪審員同意即可。刑事案裁決無罪，嫌犯會當庭釋放，裁決有罪之後，法官才量刑。民事案則裁決兩造的責任比例，以作財務賠償的依據。

陪審員在審判進行時不能相互討論，也不能接觸任何平面媒體與電子媒體有關本案的報導，有時甚至不能回家，由法院提供吃住，務使陪審員不受外來的資訊影響他的裁決。至於陪審員會不會被黑道威脅？基本上，陪審員在遴選之時，就被隔起來，O.J. Simpson 案陪審員都不能回家，不能看報紙、電視、聽廣播。裁決是陪審團一致同意，黑道對單一陪審員威脅也沒用。何況，在過程中，陪審員有任何不適任、有成見或偏見，會被撤銷資格。

台灣有人認為，陪審員必須具有深厚的法律知識，才能裁決被告是否犯罪，但據我的觀察，兩造律師在選擇有利於他們的陪審員時，都盡量避免有「先入為主」或其他主見的人，有深厚法律知識的人反而不會被選上，因為兩造律師都希望陪審員事先不會有主見，他們都希望這些陪審員就像佛家所說的，把心放空，才能按照他們的「教育計畫」引導陪審員對他們的事主做有利的裁決。

多年前，我因交通事故第一次進入法庭時，法官指著牆上的一幅畫，上面畫著一座天平，以及一位矇著雙眼的裸體女神，說：天平代表平等，天平的兩端代表被告與告訴人雙方是平等的，法律未定罪前，不能認定被告有罪；而矇著雙眼的女神代表正義之神不會看被告與告訴人的膚色、長相、種族、黨派、出身…，他們雙方的法律地位完全一樣。法官要求陪審員要跟天平與正義女神一樣，根據事實，做公平的裁決。所以，事實上，作為陪審員，根本無須事先具備充分的法律專業。

台灣的法院，代表政府的檢察官好像高高在上，但在美國的陪審制度下，完全沒有這種情形。在主審法官的監督下，檢察官與被告律師完全平等，與陪審團形成等腰三角形的關係。檢察官其實只是兩造律師的控方律師，他的事主（Client）是政府，在紐約州，有時被稱為 The People, 表示檢察官代表人民，地位與代表被控事主的被告律師完全一樣。正如前面所述，如檢察官（控方律師）發言不當，被告律師可以抗議，法官當場裁決，通常法官都會裁決抗議有效，所以檢察官沒有什麼好威風的，有時反而是經驗老到的被告律師在言詞辯論時佔上風，O.J. Simpson殺妻案就是明顯的例子。

我不是學法律的，以外行人的觀察，法律制度的公平，才能造就司法的公平。雖然陪審制度不見得百分之百完善，某種情況下，陪審團可能會受到兩造律師不同的功力與引導而做出錯誤的裁決。但法官只做法律指導與量刑，不作判決，而把「裁決」這重要功能交給由兩造律師從一般老百姓中共同遴選出來的陪審團，一定程度上維護了皇后（法官及其所代表的公平正義）的貞操。

然而，「衙門八字開，有理沒錢莫進來」，這個「錢」，由中國固有傳統的判官大人暗中收賄，變成由律師光明正大的收費，打官司還是必須花錢的，只是作為辯護的律師公開收取律師費，總比直接裁決的法官暗地裡收取賄賂好。基本上，美國司法還是受人民信任的。